送石处士序

　　河阳军节度、御史大夫乌公，为节度之三月，求士于从事之贤者。有荐石先生者。公曰：“先生何如?”曰：“先生居嵩、邙、瀍、谷之间，冬一裘，夏一葛，食朝夕，饭一盂，蔬一盘。人与之钱，则辞；请与出游，未尝以事免；劝之仕，不应。坐一室，左右图书。与之语道理，辨古今事当否，论人高下，事后当成败，若河决下流而东注；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，而王良、造父为之先后也；若烛照、数计而龟卜也。”大夫曰：“先生有以自老，无求于人，其肯为某来邪?”从事曰：“大夫文武忠孝，求士为国，不私于家。方今寇聚于恒，师还其疆，农不耕收，财粟殚亡。吾所处地，归输之涂，治法征谋，宜有所出。先生仁且勇。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，其何说之辞?”于是撰书词，具马币，卜日以受使者，求先生之庐而请焉。

　　先生不告于妻子，不谋于朋友，冠带出见客，拜受书礼于门内。宵则沫浴，戒行李，载书册，问道所由，告行于常所来往。晨则毕至，张上东门外。酒三行，且起，有执爵而言者曰：“大夫真能以义取人，先生真能以道自任，决去就。为先生别。”又酌而祝曰：“凡去就出处何常，惟义之归。遂以为先生寿。”又酌而祝曰：“使大夫恒无变其初，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，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，无昧于谄言，惟先生是听，以能有成功，保天子之宠命。”又祝曰：“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。”先生起拜祝辞曰：“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。”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。遂各为歌诗六韵，遣愈为之序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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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及注释

译文一
河阳军节度使、御史大夫乌大人，做节度史三个月，向手下贤能的人们征求贤士。有人举荐石先生，乌大人说：“石先生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石先生居住在嵩邙山、瀍谷河之间，冬天一件皮衣，夏天一件麻布衣服；吃的吗，一天吃一盆饭、一盘蔬菜。别人给他钱，就谢绝；请他一起出游，没有找借口拒绝的；劝他当官，便不理睬；坐的只有一间房间，左右全是图书。跟他谈道论理，辩论古今的事物的得失，评论人物的高下，事后成败与否，就如同河流决堤向下游奔流注入东海，就如同四匹马驾驶着轻车走熟路，而历史著名驾御高手王良、造父也与他不相上下啊，听了他的话就如同明烛高照一样地亮堂、就如同数目计算了一样清楚并且可以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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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背景

　　本文作于810年。乌重胤于810年（元和五年）四月就任河阳军节度使。乌上任不久即访问贤才，渴望共济国事。石洪为洛阳人，德高望重，颇具才略，一度为黄州录事参军，后归隐洛北十年之久。当乌氏以国之大事相邀，石洪便欣然出山就任其幕府参谋。东都人士作诗饯别，并请韩愈写序以赠之。

评析

　　《送石处士序》的主旨一为阐明石处士此次出仕不违初衷，为行其所当行；二为借此时机，对他作一些规诫，并且通过此事对节度使乌公也含蓄地有所规诫。韩愈主要就是在这两层上作文章。但从表面上看，文章却无处不在赞扬处士的“惟义之归”与乌公的“求士为国”，赞之正所以规之、励之也。文章的结构仅为两段：上段写乌公与从事讨论求贤之事，由两人之间的问答，写出石处士其人。笔法活络，控御自如。既赞处士之贤，同时也赞乌公之能知贤、求贤。双方的共同点在一个“义”字上，并以此“义”解众人对处士出仕之疑。下段写处士的应聘与众人的饯行。写其应聘之果，赴行之速，可以看出行事自有决断，与前面写其议论古今人物之当、料事成败之神颇能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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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析

　　这篇文章上段记叙乌公和从呈的对话，通过几问几答，表现出石处士的品德才学；后段写饯别宴席上东都士人的祝辞和石处士的答辞，实际上是作者对乌公和石处士的期望。此文委婉得体、议论得当，主旨一为阐明石处士此次出仕不违初衷，为行其所当行；二为借此时机，对他作一些规诫，作者的最终目的是鼓吹选用贤才，并鼓励贤才“以道自任”，为国出力。

韩愈

韩愈（768年－824年12月25日），字退之，河南河阳（今河南孟州）人，一说怀州修武（今河南修武）人，自称“郡望昌黎（今辽宁义县）” ，世称“韩昌黎”“昌黎先生”。中国唐朝中期官员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秘书郎韩仲卿之子。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，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，从平“淮西之乱”。直言谏迎佛骨，贬为潮州刺史。宦海沉浮，累迁吏部侍郎，人称“韩吏部”。长庆四年（824年），韩愈病逝，年五十七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为“文”，故称“韩文公”。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，追封昌黎郡伯，并从祀孔庙。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，与柳宗元、欧阳修和苏轼并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倡导“文道合一”、“气盛言宜”、“务去陈言”、“文从字顺”等写作理论，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。著有《韩昌黎集》等。 444篇诗文　 1756条名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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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甚矣，人之好怪也，不求其端，不讯其末，惟怪之欲闻。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。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。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。贾之家一，而资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？

　　古之时，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，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。为之君，为之师。驱其虫蛇禽兽，而处之中土。寒然后为之衣，饥然后为之食。木处而颠，土处而病也，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以赡其器用，为之贾以通其有无，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，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，为之礼以次其先后，为之乐以宣其湮郁，为之政以率其怠倦，为之刑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，为之符、玺、斗斛、权衡以信之。相夺也，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，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。”呜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。如古之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，无爪牙以争食也。

　　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则失其所以为臣；民不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，则诛。今其法曰，必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相养之道，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。呜呼！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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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夫所谓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。由是而之焉之谓道。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；其法：礼、乐、刑、政；其民：士、农、工、贾；其位：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；其服：麻、丝；其居：宫、室；其食：粟米、果蔬、鱼肉。其为道易明，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为己，则顺而祥；以之为人，则爱而公；以之为心，则和而平；以之为天下国家，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，死则尽其常。效焉而天神假，庙焉而人鬼飨。曰：“斯道也，何道也？”曰：“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。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然则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“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，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。其亦庶乎其可也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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